元志東:馮法祀《劉胡蘭就義》的圖像創造與身份建構
2023年03月23日 00:00 作者:元志東 點擊:376 我有話說(0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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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劉胡蘭就義》的圖像創造,展現出藝術人民性的思想特征,包含了圖式結構與社會結構?!秳⒑m就義》不僅在典型人物、典型環境、典型事件之間展現出邏輯關系的互動,更在個體情感的表達上體現出“自我身份”的參與性?!秳⒑m就義》準確地詮釋了藝術人民性的主題思想,對當下主題性美術創作有著重要指導意義。
關鍵詞:劉胡蘭就義;馮法祀;圖像創造;身份建構
《劉胡蘭就義》(圖1)馮法祀代表作之一,是他1957年的“馬訓班”的結業創作。該作品既有主題性美術創作的典型性情節特征,又充分體現出馮法祀的底層人民的身份和藝術家真實的平民情感的視角?!秳⒑m就義》充分展現出藝術人民性特征,并通過典型情節敘事完成了自我身份的確認與建構。
一、情節敘事中自我身份的確認與建構
藝術體驗是積蓄創作情感的重要基礎,也是創作情節敘事中自我身份確認及建構的必由之路。單純依靠照片影像等手段獲取創作情感,是乏力的。同時,即使從生活中獲得到的藝術情感,也因創作主體與創作人物之間的階層差別、職業不同及秉性差異等,也不能全面地、立體地、準確地表達出創作對象的思想情感?!秳⒑m就義》的創作路徑,展現出馮法祀持久扎根生活之后獲得情感積蓄的過程,進而完成了馮法祀與劉胡蘭形象之間的情感滲透、轉移,實現了情節敘事中自我身份的確認與建構。
在階層底色上來看,馮法祀與創作主角劉胡蘭都是平民大眾,二者身上具有一股來自泥土芳香的底層力量。在從屬行業上分析,他們都是革命戰士。馮法祀是一名又有著軍旅生涯體驗的文藝工作者,有著同一的革命身份,而劉胡蘭是革命斗爭走出來的人民英雄,兩者都是革命事業的參與者,有著共同的政治追求與利益趨向。從秉性特點上看,馮法祀自小習武好斗,愛憎分明、打抱不平,劉胡蘭則是凌然正氣、不畏生死,兩者都展現出革命戰爭時期骨子里所滲透出來的英雄氣節,這必然致使他們在秉性特征上的趨同。這些為馮法祀的藝術體驗、構思及創作提供了客觀條件。同時,它們又促使在藝術創作中馮法祀對劉胡蘭形象的情感滲透,以及自我角色的轉移。
情感記憶的共鳴,自我身份的確認,是完成該作的重要基礎。馮法祀心中懷有對革命戰爭年代的農村的情結記憶,為了創作《劉胡蘭就義》,曾多次實地走訪調查,積蓄創作情感。早在馮法祀1938年《宣傳》中,馮法祀就開啟了對特殊歷史語境下農村場景的創作表達。畫面描繪了馮法祀行軍過程中“下基層”給老百姓做游擊動員的宣傳場景,而畫面中央大鐘下方的那個正在揮手的紅軍,就是馮法祀本人形象。[1]可見,那些特殊年代農村的人情風貌,早已根植于馮法祀的腦海中,待到創作《劉胡蘭就義》之時,特殊情景的感受早已有了一定的心理預知。自1954-1957年,馮法祀就多次奔赴劉胡蘭的故鄉,尋找《劉胡蘭就義》中構建情景氛圍所需要的原始材料,進行創作情感的積蓄。
創作情感的轉移實現了馮法祀自我身份的建構。馮法祀創作《劉胡蘭就義》過程,也是描繪自我、確立自我身份的過程,他筆下的劉胡蘭形象,既是對劉胡蘭本人的真實性表達,又是馮法祀個人性情的自我寫照。馮法祀自小習武、立志報國,有著“要強、好勝、有正義感,經常打抱不平”[2]的性格特點,而作為革命英雄的劉胡蘭,也有著不畏生死、凌然正氣的正義本色。正由于兩者內在秉性上的高度趨同,才使得創作主體能夠順利進行情感滲透,在情節敘事中完成自我身份的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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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馮法祀《劉胡蘭就義》 油畫 230x426cm 1957年
當然,《劉胡蘭就義》中創作主體的情感滲透、轉移,并非那種“走馬觀花”地體驗生活,而是通過持久性扎根生活、深入生活而獲得。馮法祀曾談道:“畫客觀的東西要有依據,沒有依據的想象就是幻想……當初為了畫《劉胡蘭就義》,我到當地去了幾次,還畫了風景。一邊訪問當地群眾,一邊畫頭像速寫,大概畫了100多張。”[3]由此可見,馮法祀通過多次持續地走訪群眾、了解就義事件的內在本質,才建立起一種源于生活的情感記憶,獲得自我身份的確認,也只有通過積蓄大量的創作情感,才能完成了創作中的情感滲透與轉移,獲得自我身份的建構。
二、細節追求中“個體情感”的表達
細節源于對生活的深入體驗、細致觀察,這些細節不僅包括浮于表面的物理細節,更要包括那些體現創作者內心的情感細節?!秳⒑m就義》不僅展現出事件邏輯關系上細節的合理性與可讀性,更體現出英雄主角人物劉胡蘭那種不畏生死的神情豪邁。作品中的細節并非事無巨細的客觀摹寫,而是帶有著強烈的情感注入,那些“只講寫實,只注意表面模擬,這是自然主義寫實,要克服”[4],而正在的細節描繪,要善于對細節進行選擇與摒棄。只有強化表現那些能夠乍現情感火花的細節,才能表達出創作者的“個體情感”。
《劉胡蘭就義》中的細節表現,是馮法祀持久扎根生活之后所獲得情感真實。一方面,馮法祀帶有一種義憤的情緒、期盼的心理去觀察生活、發現細節,并獲取感動。他曾談道:“首先事件本身令人感動,只要是真正的中國人,沒有不被這一事件感動的;其次,要深入生活,到生活中去體驗這一歷史事件的意義,收集素材。為此,我去了劉胡蘭就義的地方。”[5]馮法祀就是帶著就義事件的感動與義憤,多次前往文水縣云周西村考察走訪,并且用創作小稿訪談記錄了那些犧牲烈士的相關家屬們,獲得了更多情感上的細節。畫面中雪天一色所構建出的冷色調氛圍,與雪地中高漲熱血的人群形成鮮明對比,而主角人物劉胡蘭的肢體動作所展現出的昂首氣度,都帶出了情緒的“勁”。同時,劉胡蘭頭部的威武神態,堅毅的眼神、發狠的嘴角等部位的細節表現,都源于馮法祀洞察細節、表現細節的能力,也都源于馮法祀內在的個體情感。另一方面,為了合情合理地表達出整個就義事件的準確邏輯關系,體現就義那一瞬間的細節表現與情感真實,《劉胡蘭就義》也充分考慮到數十人群眾與匪軍的沖突動作及神情特征。如畫面中群眾形象的表達,既有站、摟、抱、坐、躺等不同姿態,又有人物表情上憤怒、哭泣、緊張等細節描繪,這些細節不僅體現出情節敘事中的典型瞬間,營造出畫面整體氛圍,更是反映出創作者對情感細節的捕捉能力,這也完全是創作者本人“個體情感”的釋放。
值得強調的是,細節不能面面俱到,而是有選擇性地摒棄與強化。摒棄是為了抹掉那些不符合主題思想的物理性細節,而強化則是為了凸顯創作者的個體情感,增強畫面整體的藝術情感表現力?!秳⒑m就義》中大量群眾的描繪,前方幾個主要有著豐富表情及特殊身份的人物進行了重點描繪,如畫面身穿藍色服裝的劉胡蘭母親胡文秀,及相擁一起穿紅色一幅的妹妹愛蘭子。而畫面后方群眾的細節描繪則是進行了簡化或摒棄,他們只是充當了人群數量。另外,在劉胡蘭被押“上場”的細節廟會上,創作者也強化了動靜互映的細節動作。兩個黃色軍裝的匪軍一個拖拽,一個牽拉,而劉胡蘭則是三角形構成的穩固站姿。只有洞察生活才能獲得這些細節真實,也只有在追求這些細節真實的過程中,才能乍現情感火花并體現出個體情感。
三、戲劇性瞬間反復修正中圖像典型的塑造
藝術創作是一個不斷調整、反復修正的過程,《劉胡蘭就義》十分鮮明地體現出創作初稿、創作修正稿及創作完成稿之間反復調整的創作過程。馮法祀在1954-1957年創作期間,《劉胡蘭就義》的創作初稿及創作修正稿總計四十多張,其中全畫面油畫色稿5張,局部油畫色稿20張,全畫面素描稿17張。如此不斷創作修正的緣由,正體現出馮法祀創作心路中主題思想性的遞進深化,也因此逐步完成圖像典型的塑造。
《劉胡蘭就義》創作初稿、修正稿、完成稿之間的不同階段的調整,實質上是主題思想導向下典型戲劇性瞬間的塑造。戲劇性瞬間能夠引發強烈的情感共鳴,構建起情節瞬間的典型性,《劉胡蘭就義》正是捕捉到劉胡蘭不畏生死、凌然正氣的出場瞬間。首先,劉胡蘭形象“如果用繩子、鐐銬來塑造被縛的劉胡蘭的話,勢必會削弱英雄的形象”[6],這在初稿及修正稿中都有著不合理的安排。而完成稿中的劉胡蘭形象,以三人組合的方式構建,劉胡蘭的“出場”是在兩個國民黨匪軍的推拉押拽下,以昂首挺胸、不畏生死的精神勁頭出鏡的,這是完全契合主題創作思想,以戲劇性瞬間建構起圖像典型。此外,《劉胡蘭就義》初稿及修正稿中的群眾安排,用單一整齊的動作及低落的情緒表達出一種悲情氣氛,這顯然不符合創作主題。而在完成稿中,姿態多樣、義憤填膺的群眾更是完美呼應了劉胡蘭的特殊出場瞬間,以圖像典型彰顯出事件的正義。
情節敘事中合乎情理的邏輯關系是產生讓人可信、可愛、可敬形象的基礎,從而樹立起戲劇性瞬間的圖像典型。然而,這種合乎情理的情節邏輯關系,必須依靠創作者深入生活、洞察生活的實踐體驗,需要有情節敘事中瞬間“定格”的能力?!秳⒑m就義》創作初稿、中稿、完成稿的調整變化,就是為了英雄出場的這個特殊瞬間,“定格”一幅符合情節內在邏輯及乍現情感火花的經典圖像,即圖像典型。創作初稿中劉胡蘭一個人的出場鏡頭,顯得孤立并缺失人物動作上的情節關聯。過程修正稿中雖然添加了三個人沖突表現的情節內容,但沒有準確地表達出匪軍推拽劉胡蘭的動作力度。而完成稿中,兩位匪軍的吃力動作與劉胡蘭穩固的站姿形成了鮮明對比,彰顯出劉胡蘭就義時刻的威武不屈的精神面貌,強化了沖突矛盾、增強了瞬間的戲劇性。同時,在“配角”的關系邏輯表現上也是十分貼切的。例如,在劉胡蘭被推拉上場之時,群眾是憤怒的,匪軍是驚訝的,作為劉胡蘭的母親是萬分焦急、悲痛的。初稿中的群眾情緒低落的,動作姿態是單一的。過程修正稿中雖然調整了群眾與匪軍的動作關系,但劉胡蘭的母親及妹妹,以及匪軍的表情都沒展現出特殊瞬間高人物關系的高度一致性。而完成稿中既表達出群眾因憤怒而向前推擁的瞬間力量,而匪軍頭目所撐起的雙腳、驚恐的眼神、張開的嘴唇等特殊瞬間神情等,表達出匪軍頭目的刺激性反應的表情瞬間?!秳⒑m就義》之作的成功是馮法祀多次修正完成的,如此才能展現出英雄出場的經典瞬間,并完成了圖像創造。
結語
《劉胡蘭就義》中自我身份的確認與建構,既是情節典型性特征的表達,更是“個體情感”的凸顯。該作創作者以充沛的“個體情感”傾注于戲劇性瞬間的營造,在宏大敘事與個體情感的交織糅合中完成了圖像經典的塑造,建立起主題性美術創作的圖像范本?!秳⒑m就義》極富“藝術人民性”特征,它的圖像創造對當下主題性美術創作有著重要的借鑒價值。
作者簡介:
元志東,海南大學美術與設計學院講師、博士
[1] [2] [3]陳卉:《為人生而藝術——訪馮法祀先生》,《美術研究》2003年第1期,第14-21頁。
[4]馮法祀:《素描教學中自然主義傾向問題——在素描教學座談會上第一次發言》,《新美術》
1980年第1期,第7-8頁。
[5]張曉凌:《為人生而藝術——馮法祀訪談》,《美術觀察》2002 年第5期,第17-20頁.
[6] 魯虹:《新中國美術60年 1949-1979》(上),河北美術出版社2009年版,第3頁。